尽管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学前教育研究成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尤其从整体横向来看，学前教育学的研究水平与其他二级学科相比还存有距离。[1]这种态势决定了学前教育研究要尽快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及时学习和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视野。多年来口述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学术史和大学史领域一种重要方法[2]，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然而，这种方法尚未被学前教育研究者重视和广泛运用，鲜有研究者从理论上探讨学前教育口述史的诸多基本问题。口述史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应用既可为口述史研究视域的拓宽提供指引，亦可为学前教育研究品位的提升开拓新路。

一、口述史述评

关于口述史到目前为止尚缺乏一个公认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口述史(Oral History，或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是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进行，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一种记录，是受访者与历史研究工作者合作的产物。”[3]该定义中的口述史为狭义口述史，其具有自觉性、规范性、人民性和开放性。18世纪塞缪尔·约翰逊曾说：“所有历史都始于口述。”这指的是广义的口述史，包括自然形态的口述史、人为形态的口述史和自觉形态的口述史。自然形态的口述史就是口述+历史(过去的故事)，它是人类代际知识、经验、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初民时代历史属于最早的自然形态的口述史。有了文字以后，口述史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来源，比如《荷马史诗》。人为形态的口述史就是有意识地去采撷和记录有关历史的记忆。司马迁为写《史记》就进行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调查。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成立了第一家“口述史研究中心”(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标志着口述史的正式形成。在西方，口述史经历了由“史料”到“方法”再到“学科”的演变。[4]口述史从方法到学科就成了口述史学。在20世纪全球性的史学变革中，口述史学与比较史学、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社会史学等一些史学新潮成为历史学的新分支。口述史具有再现历史、还原文化发展背景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传统历史研究中所没有的优势。[5]它不仅可以弥补文献不足和印证史料真伪，而且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史是一种更生动、更立体地表述历史的类型或方式；为普通民众服务；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手段”。[6]因此，仅仅将口述史作为一种史料和方法限制了其应有的价值和功用。口述史的兴起不单纯意味着史料来源的丰富，研究方法的多元，更意味着历史学研究视野的转换，历史观念的变革，从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从宏大叙事走向个体生命历程展现。

1967年，美国口述史协会成立。1971年，英国创办《口述史》杂志。1996年，国际口述史协会(IOHA)成立。2004年，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成立，标志着中国口述史研究开始迈入规范化阶段。我国历史学者运用口述史对我国遭受日军侵略史、抗战史、知青史等的研究产生了很多富有影响的成果，也包括教育领域的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齐红深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司洪昌著，丁钢指导，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顾明远教育口述史》(李敏谊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潘懋元口述史》(肖海涛、殷小平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陈鹤琴教育思想的中国文化资源与创新——一项口述史研究》(贾宏燕著，朱家雄指导，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黄济口述史》(黄济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林崇德口述历史》(林崇德、吴安春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卢乐山口述历史：我与幼儿教育》(罗海荣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回望八十年：鲁洁教育口述史》(鲁洁，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吴式颖口述史》(孙益、李曙光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中国教育口述史(第一辑)》(于述胜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中国教育口述史(第2辑)：罗列教授等亲历新闻教育往事回忆》(俞家庆等访谈整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在这些成果的影响和推动之下，关于教育口述史、基础教育口述史、农村教育口述史和高等教育口述史的理论研究开始成为一种自觉。从教育学界整体来看，口述史研究虽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但尚未进入教育学研究的主流，口述史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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